把这篇长稿放在这里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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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一位赤子诗人在春天复活
20年前的3月26日黄昏，海子一个人来到山海关附近的铁路上，他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自杀方式：卧轨。从山海关开来的火车，结束了他25岁的生命。这位安静、羞涩、不善言辞的农村小伙子，因其极富感染力的诗篇，以及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结局，从而成为汉语当代诗歌史上重要的一位诗人，他的诗被无数年轻学生、文学青年传诵。他的母校北京大学每年都为他举行诗歌纪念会，青年学生去他的家乡祭拜，狂热诗歌爱好者甚至把他奉为心中的神。
在海子20周年忌日，北京、上海以及他的家乡安庆，都举行了庄重的纪念仪式，作家出版社也即将推出西川主编的《海子诗全集》，纪念海子逝世20周年。我们则通过寻访他的家人、朋友，复原一个人们记忆中真实的海子。
海子的家乡查湾村，是安徽一座普通的南方村庄。海子年迈的父母和三个弟弟依然住在这里，务农为生。当年海子离世时刚高中毕业的二弟查曙明，现在已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热情地与记者在电话里交谈：“这段时间很忙，海子20周年忌日，我们邀请西川大哥等一批海子以前的朋友来安庆，参加纪念活动。”
尽管海子离开已经20年，但到查湾的来访者络绎不绝，与陌生人谈论海子，成为海子家人习惯的事情。查曙明也很自然地称哥哥为“海子”，尽管直到大学毕业前，海子还是叫他的本名“查海生”。查曙明告诉记者，面对各种各样的来访者，海子的父母总是热情地接待，尽可能地招待：“因为他们一直为海子感到骄傲。海子过世这么多年，还有那么多人记得他，老人觉得很安慰。”
海子与查曙明只相差3岁，但在查曙明的印象中，小时候两个人没有什么一起玩耍的机会：“海子早慧，5岁就进小学，15岁就进了大学。我小时候比较皮，9岁才上小学，海子进大学的时候，我小学还没毕业。所以，在他进大学之前，我和他几乎是没什么时间在一起的。”在查曙明的讲述中，海子自小聪明过人：“我也是听父母讲，海子小时候接受能力、记忆力特别强，四五岁就能背诵毛主人比黄花瘦席语录。那时候生产大队有活动，都让他上台背语录，背得很好。当时有民办学校的老师，看到这个小孩这么聪明，就说让他读书吧，就上学去了。”早慧的海子在学习上一帆风顺，15岁就考入了北京大学，成为法律系的79级学生。“海子的母校高河中学是高河镇的重点中学，恢复高半夜凉初透考的30多年时间里，考上北京大学的，大概海子是唯一一个，当时不仅父母感到非常高兴和荣耀，整个高河镇都轰动了。”
海子的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上过十多年私塾，是一位有文化的、慈祥的母亲。尽管家庭经济窘迫，海子四兄弟都上了学。“我父亲是一位裁缝，那时全部是计工分，年终才按工分分水稻粮。家里应该说温饱不成问题，但没有余钱，生活过得很紧张。海子考上大学后，基本上没有怎么花家里的钱，都是靠奖学金。”在查曙明的记忆中，上大学后，“每年海子都会回家过春节。他总用奖学金给我们买些礼物，给父亲带北京香山的香烟，还有二锅头、水果、核桃之类。每次他回来，我们都很高兴。”
查曙明说：“海子是一个很快乐、很活泼的人。在家里的时候，他常常和我们谈他在学校里的有趣事情。他很少谈诗，因为我们听不懂。”
海子毕业参加工作后，每年回家更让家里人感到高兴，因为他带回来更多的新鲜事物。“他工作后，有工资，每年更是一回家就带一大包礼物给我们。有一年他给我和三弟各带了一件皮夹克回来，那在当时80年代是非常时髦的，在我们农村都见不到的，很高级的，把我们高兴坏了！”
那时候，安徽每年过年都下很大的雪，玩雪打雪仗也是兄弟几个人很开心的游戏。“有一次，我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海子还拿了一个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他告诉我们，那叫‘傻瓜照相机’，一按就行，让我们也拍，我们都觉得很稀奇。这也是他用工资买的。那年他帮我们拍了雪地里的武打照片，还有和我三弟做豆腐的照片，家里现在都珍藏着。”1988年，海子给家里买了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结束了几个弟弟“抢夺盒式收音机”的历史。
查曙明说他当时知道海子在写诗，也读过。“我进高中之后，他拿过一本油印的诗集《小站》给我看，但我看不懂。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是琼瑶的言情小说和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我还劝过他说，别写诗了，写写琼瑶、梁羽生那样的小说，你肯定能写，而且写了肯定很赚钱。他听了这话笑笑，没说什么。”海子喜欢看的是外国小说和诗歌，查曙明记得他搬了很多类似的书回家，现在都存放在“海子故居”。“但他也喜欢武侠小说，有一次他带我去高河镇买书，花60多块钱买了一套《梁羽生小说集》回来，一本一本地看。他还告诉我，金庸的小说名字连起来是一副对联。”
因为年龄比较接近，海子在家里和查曙明聊得更多，分享一些年轻人的小玉枕纱厨秘密。“也是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海子和我谈起他有一个女朋友。他拿了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问我漂不漂亮。我看照片上的女孩，大概十七八岁，那时候的海子也就二十一二岁。我说行。那张照片他放在枕头下，也没有和父母说起。”
在家人的记忆中，海子一直是聪明、快乐、温和、孝顺的，具有一切乖孩子的品德。“他还很爱干净，一直都注意仪表，只是在最后两年留起了长胡子，回家的时候吓了父母一跳。”查曙明回忆道：“过年那么冷的天，他还常常端着脸盆打冷水洗头。”
哪怕到海子最后一次回家过年，家里人也不觉得他有什么异常：“只是发现他最后两年开始喝酒了，以前是烟酒不沾的。有一次还喝醉过。”查曙明说：“但在过年时的农村，喝点酒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了。”因此，当噩耗传来的时候，一家人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查曙明形容自己的父母是“很善良的农村人”。海子的过世让二老深受打击。从那时起，海子的三个弟弟同时辍学，再也没有回到学校，因为他们的父母看不到上学读书的意义。当时查曙光高中毕业，正在高河中学复读了一年，三弟上初中，四弟更小。查曙明说，父母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接受了海子的死。
15岁的海子背着一个旧木箱走进北大，开始他在北京的十年生活。现在人们已经想不起当年这个比中学生年纪还小的男孩是什么模样。朋友们对他的记忆，都从他文学创作开始的那个时候起。
“我和海子相识于1983年的春天，还记得那是在北大校团委的一间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海子来了，小个子，圆脸，大眼睛，完全是个孩子（留胡子是后来的事了）。当时他只有19岁，却即将毕业。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还记得他提到过黑格尔，使我产生了一种盲目的敬佩之情。海子大概是在大学三年级开始诗歌创作的。”海子生前的挚友、诗人西川在海子逝世后，写下了《关于海子的死》一文悼念他，文中这么回忆他俩的初识。
海子、西川与另一位诗人骆一禾，当年并称“北大三剑客”，是有名的诗人。但在1989年，海子逝世后一个多月，骆一禾突发脑溢血死亡，短短时间内，三把剑折了两把，在当年的诗坛造成巨大震撼。两位好友的死更是让西川承受了莫大的痛苦，或者说大于痛苦的某些感受。他至今拒绝向媒体谈论海子的任何事情。唯一的一次例外是有原因的：“他们（记者）说不是采访，只是核对事实。”
海子学生时代的另一位朋友、广东诗人陈陟云，对“孩子一样的海子”同样记忆犹新：“大概是198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的朋友郭巍带了一位同学到宿舍来找我，介绍说，这是查海生。当时的海子十九岁，但个子很矮小，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皮肤光滑，肤色黝黑，干干净净，很整洁。”陈陟云现在是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他还能记起很多细节：“那天晚上我们谈了不少关于诗歌的话题。之后，海子就经常来找我。他抄了一些诗稿给我，还给我拿来很多朦胧派诗人的诗，都是手抄的，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我再抄一遍。那时候的海子，除了写诗，对哲学也很有兴趣，经常看黑格尔的《逻辑学》，对黑格尔很有研究。我跟他在一起时，谈的话算比较多的了。我上大学之前不太会说普通话，语言上的障碍让我沉默寡言。在我的印象中，海子也属于比较内向的类型，我和他一见如故。”
在当时，陈陟云和海子都是法律系的学生，而在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在文学创作这一块，比外系的学生要“强势”得多，著名的“五四文学社”也只吸纳中文系的学生。直到海子的油印诗集《小站》出来后，才改变了这一局面。“《小站》印出来后，同学们争相传阅，骆一禾就专门去找海子，还在五四文学社为他搞了一个讨论会。”
回忆学生时代，陈陟云认为，骆一禾对海子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骆一禾理论丰富，知识面广，思辩力强，而且诗也写得很好，海子和我都深受他影响。而骆一禾从发现《小站》开始，就非常欣赏海子，不遗余力地力荐他，毕业后他俩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说，骆一禾在海子生前，对他的写作有很重要的帮助。而西川则在海子生后，不遗余力地挖掘、整理、出版海子的诗作，支援海子的家庭，对他的诗作传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海子的这两位挚友，对他的诗歌帮助真是非常大。”
海子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到中国政法大学工作，先在校刊编辑部，后来调到哲学教研室。他在昌平有了一处小小的住所，在这里他度过人生的最后几年，也是他诗歌创作迸发夺目光芒的时间。“在他的房间里，你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西川在《关于海子的死》一文里写道：“在离开北京大学以后的这些年里，他只看过一次电影———那是1986年夏天，我去昌平看他，我拉他去看了苏联电影《白痴》。除了两次西东篱把酒黄昏后藏之行和给学生们上课，海子的日常生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晚上写作直至第二天早上7点，整个上午睡觉，整个下午读书，间或吃点东西，晚上7点以后继续工作。然而海子却不是一个生性内向的人，他会兴高采烈地讲他小时候如何在雨天里光着屁股偷吃地里的茭白，他会发明一些稀奇古怪的口号，比如‘从好到好’，他会告诉你老子是个瞎子，雷锋是个大好人。”
海子虽然从学生成为了老师，依然单纯又简朴，贫穷而孤独，以写作为生活最大的追求。尽管15岁就离开农村来到北京，但海子的写作里，自始至终充满农业文明的元素：土地、麦子、太阳、风、原野……他似乎从未想过书写钢筋铁骨的现代都市。“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每一个诵读过他的诗篇的人，都能从他身上嗅到四季的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西川说。这个年轻诗人的内心世界，似乎一直远离于城市。
在今天，海子的很多诗篇被奉为诗坛杰作。但在当年，他的诗受到的肯定却远比不上现在。诗人王家新比海子年长几岁，80年代他在《诗刊》做编辑，与海子熟识。他告诉记者，海子生前发表过的诗作其实很少。当年海子给过他大量的诗稿，他也多次送审，但总是得不到领佳节又重阳导的首肯：“我印象中，经我的手发表的海子的诗作，好像只有一首。”但王家新一直很欣赏海子的诗，他通过别的途径作了推介。“我和唐晓度编选的《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是比较早的一本关于朦胧诗后年轻一代诗人的诗选，是以今天所谓‘第三代诗人’为主的诗选，其中选了海子的一首诗。那是1987、1988年的事情。”
那是诗歌最后的辉煌年代，诗人们以诗会友，慷当以慨。诗人欧阳江河在一个诗歌集会上认识了海子，后来海子来成都拜访他，在他家住了一晚。“那天我们喝酒喝醉了，海子还吐了。不过后来我们都清醒了，坐在一起聊诗歌，聊到很晚。”海子还饱含感情地朗诵他的长诗《土地》。这是他最雄心勃勃的诗作之一，但一直以来在诗评家的眼里，远不如他晚期的抒情短诗那么优秀。海子一直像一个勤奋而羞涩的学生，他拿着大沓的诗稿出现在诗人聚会中，用他的安徽口音普通话朗诵，会为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羞得满脸通红。
时至今日，当年与海子熟识的诗人、朋友们，依然把海子的死看成一件“无法言说”的事情。王家新说到这个话题，语调沉重：“海子的死很多人都想找一个具体原因，这是把他庸俗化了。我认为他是为诗而死的。”王家新所见到的最后的海子“毫无异常”：“海子临过世前大半个月，大概是3月上旬，有一次到我办公室找我。那时候他刚回安庆老家过完年回北京。我们坐着聊天，他和我说起家里人是农民，现在务农，我说那怎么活？种地是不赚钱的。他说家里也卖点豆腐之类。总之是很平常的聊天。”
就是在那次会面中，海子说了王家新印象至深的一段话：“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回老家的一个发现：黑夜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从麦地里飞起来的。我也没在意。直到他去世后，我读到他的遗作：”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的内部上升。‘这时我才如梦初醒，想起他告诉我他的发现。“在王家新看来，那时的海子已经洞穿了生与死的奥秘：”他在精神上已经超越生与死，几乎是用神的语言讲话。“
王家新觉得，海子的死，没有任何征兆：“我相信那不是他临时冲动的举动，恐怕有大半年的计划。后来从他的诗、行动中，都可以隐约看到这一点。”王家新估计，海子不止去过山海关一次，他不是贸然去的。“他挑选的那段铁轨，刚好在火车拐弯的地方，司机在之前看不到。如果是直道，可能老远司机就刹车了，等等这些，都让人感觉他是有计划的。”
“他走向山海关，那是他诗歌的一部分，对他来讲是他最终的完成，是义无反顾的。我认为他与诗歌有很深刻的契约，就是献身于诗歌。诗歌对他来说高于一起，是生命的全部意义。”王家新说：“海子是个非常纯粹的人，是个纯粹为诗歌而生的诗歌圣徒，这一点我很认同他。在这一点上，我与他是血肉相连的，他的离去我总觉得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也失去了。”当年海子在北京的追悼会，王家新没有参加：“我难以相信海子死了。”
虽然拒绝谈论海子，也不愿拿海子的死做文章，西川还是在五年后写了篇《死亡后记》，剖析海子的自杀原因，希望阻止人们对海子死因的臆想。他从自杀情结、性格因素、生活方式和荣誉问题几个方面详尽地分析了海子的性格和价值取向。查曙光说，他看到这篇文章后，给父母分析哥哥，试图解释海子自杀的原因：“解释来解释去，我自己都糊涂了。”
也许只能从诗学上解释海子的离去。欧阳江河就认为，海子看到了某种他的诗歌无法承载的“黑暗”，是他选择离去的重要原因：“海子真正的精品实际上是他晚期的作品，比如他的《黑夜的献诗》，我认为是海子最有力量的诗。他已看到一种他无法抗拒、又无法优美化的东西的出现，预示着他前期的那种优美的歌谣式的诗歌无法继续。他认为在临死之前看到的这种东西，‘黑暗’也好，更广阔的一种荒凉感也好，是他的诗歌无法承受的。可以说在诗歌的意义上讲，他已经有一种‘觉得自己写作的东西要死亡’的诗歌预感。最后他用肉体死亡的极端办法来对待自己诗学上的预感。所以说海子的死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没办法言说。”
而海子的死，在很多人看来，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一个死亡事件，更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海子的去世不仅仅是一个个人身体意义上的终结，更多的是某一个诗学上的可能性被他耗尽、终结了，某个时代随着他的离去结束了。”欧阳江河说：“90年代后的诗歌写作完全改了一个方向。”
诗人臧棣对海子有多年的研究，在北大开过海子研究课程，即将出版一本关于海子的专著。他认为，海子代表了诗歌新的写作方向：“海子的诗有他的精神、人文背景，有来自圣经、印度史诗、希伯来文化等方面的渊源。同时，他深受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影响，在精神上接受了非本土生命哲学的理念。另外，他用很简朴的语言和谣曲的形式写作。我认为他对80年代以朦胧诗为范本的诗歌语言有很深的抵触情绪，力图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但海子的辞世结束了这种文学可能性。尽管后来出现了众多的模仿者，但都不成气候。“海子写土地、麦子、太阳，后来就出现一大批‘土地诗人’、‘麦子诗人’，都没有什么影响力。因为到他们那里，麦子成为一种纯修辞了，变成一个纯符号了，很让人恶心了。但你回头看海子的诗，他的土地、麦子、太阳、原野，是元素性的，都跟他的生命是有直接联系的。”欧阳江河说。
海子身后，出现了大批的写作追随者和无数的诗歌信徒，传奇的人生也大大地增加了这位诗人的魅力。相比之下，生前与海子诗名不相上下的骆一禾，则逐渐被普通读者遗忘。“海子那种义无反顾、理想主义的冲动，更容易得到年轻人的共鸣，而骆一禾不是这样，他的诗可能年轻读者读不进去。某种意义上说，海子的死是一种‘完成’，而骆一禾的死使他的写作中断了。”王家新说。
王家新深深感受到青年学生对海子的狂热迷恋：“大概七八年前有一次，我参加北大的诗歌朗诵会。会上，一个学生上台朗诵海子那首诗《祖国，或以梦为马》，他一朗诵台下几百个学生都背诵起来，诵声如雷。我旁边一个国外的汉学家很惊讶，说像唱国歌一样。他赶紧拿录音机录下来。这样的局面让人说不出什么滋味。诗歌是个人灵魂讲话的东西，应该是一个人静静地面对诗歌。像这么几百人齐声朗诵诗歌，已经让人感到恐怖了。”
但这远不是最狂热的举动。“很多文学青年去海子墓前朝拜，甚至有人在他墓前磕头，磕到头破血流。前几年连模仿他自杀的事件都发生过。”王家新对这样的举动很有看法：“海子不需要朝拜，他只需要安安静静的。”
王家新看来，对海子这种顶礼膜拜是危险的：“海子当然是个极优秀的诗人，但他并不是神，也有他的局限性。诗歌本身是很复杂的，德里达大概讲过类似的话：精神事物都有两重性，本身带有毒性，但同时也有解毒的东西。诗歌也一样，如果不掌握解毒的方法，诗歌会毁掉一个人。”臧棣则认为：“海子的诗与荷尔德林的诗歌是一脉相承的，荷尔德林的诗在欧洲是一种高级的文化，人们也可以理智地去理解。但在中国缺乏这种支撑的文化，又因为海子的诗歌特别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这些年轻人就会出现过激的行为。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化的缺陷。”
今年2月份，王家新去了德国，到了荷尔德林的出生地和3岁至20岁生活过的故乡。王家新深知荷尔德林对海子的重要性。“在那里，我在心里对海子说：海子，我替你来看过了。”
本文参考查曙明《“哥哥，春天是不是又一个海子复活了”》（《汉诗》杂志即将刊登）一文。
撰文：黄长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