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简单从字面上来说，这版叫“三国”，不是“三国演义”，改编之大可想而知。

　　新旧对比：

　　与94版对比，这部三国总体来说改编是成功的。94版完全忠于罗贯中原著，这部也兼顾《三国志》；94版是平面一块，人物面目模糊，这一版有不少叫人记得住的人物。但不如94版之处则在于某些脉络不清晰，比如刘备向公孙瓒借赵云一处，就不明不白，94版中规中矩，没有这种硬伤。

　　成功：心理刻画比较生动

　　1：塑造吕布“痴情战神”的正面形象，一改以往人们对吕布“好色薄义”的印象，算是大胆且有成效的尝试，虽然与之后吕布“见利忘义”的表现颇为分佳节又重阳裂，但至少拉高了收视率。

　　2：成功重建鲁肃形象。这位江东重臣，在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里是个不知所谓的“老好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版里，鲁肃完全变样，重义轻利、胸怀博大、深谋远虑、满腹韬略，既没有周瑜的急躁、奸诈，又比周瑜看得远、能忍耐，堪称“江东之柱”，以至于看到后来，让人觉得鲁肃才是江东第一能臣、第一忠义之士。这位鲁肃，更接近于《三国志》中真实鲁肃的样子，是对演义版的极大改编。

　　3：加入人物心理刻画，比如刘备赴江东娶亲前，关羽、张飞一派及诸葛亮一派各自的表现及刘备对两边的不同应对颇为生动，足以刻画这些人物的性格情怀。这是编剧朱苏进的创新，颇有他的前作如《康熙大帝》的影子，创造得比较到位。

　　失败：最失败的是周瑜

　　1：为突出重要细节，致使整体脉络有欠缺。“吕布貂蝉”恋可以连续近十集，曹操儿子相残也耗费了几集，但某些重要情节却被忽略，比如典韦之死，只是借许褚之口提了一句；诸葛亮首建奇功的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一役，也是一句话带过；最经典的赤壁之战，篇幅也嫌太短，刻画不够。

　　2：某些人物并不理想，最失败的是周瑜。既然鲁肃是江东之柱，那周瑜为何不能更接近于《三国志》的真实形象？这版周瑜，儒雅不足、谋略有限、目光短浅，气量小到极点，还对小乔使用家庭暴力——江东子弟多才俊，这么一个周瑜当大都督能服众，谁信呢？编剧还是无法抛弃演义里周瑜的固有形象，一定要让他被诸葛亮活活气死，才设计出前面那么多铺垫。另外像关羽、张飞、赵云，虽都有略微改动，但都不算成功。蜀国大将，没有一个叫人印象深刻的。

　　总论

　　这版三国不再战战兢兢按着《三国演义》来，导演和编剧有自己的想法，不再“尊刘抑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不再是绝对的。不管是魏、蜀、吴还是各方诸侯，战争各有合理性。塑造人物不再以丑化一些人来表现另一些人，比如曹操就比以前可爱，他的真性情比刘备的假仁义看起来爽快多了。但是过于突出重点个人的结果，就是让大历史退回为背景，所以这版三国叫人记住的，势必是某些主角，而非整部风云变幻的三国史，这一点倒挺像《水浒传》的。

    原载《南都周刊》

    最近有一本书挺有意思：《生于黑暗的军团——— 忍者》(叶宗翰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版)，介绍日本忍者这一特殊群体，从诞生背景、流派之分到派别争斗、跌宕历史，都有图文并茂的详实介绍。但我最感兴趣的是最后一部分：忍术及忍者工具。这里介绍了几十种忍者所用的技术、器械，丰富得叫人咋舌，充分印证在数百年前的日本战国时代，日本人对行业技术的钻研精神不逊今日。忍器包括登器、水器、开器、坏器、测定器、火器、遁器(法)、闭户器、联络器，每种包括多个分类。有些在今天看来还颇有想象力，比如合金做成的路程测定器，通过计算人的脚步测定路程。而像折叠式镰刀、穿在脚上游泳的划水鞋、利用竹子佳节又重阳弹性攀登的飞梯、作为暗器的各式“手里剑”等等，则更像“拍脑袋发明”，点子小作用大。忍者们就是靠着这些千奇百怪的忍器配合五花八门的忍术，干出了许多当时匪夷所思的事情，飞檐走壁、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奇袭，简直像今天的碟中谍、007。

    日本人对发明创造的热情旺盛，同时也善于培养孕育新发明的技术能力。另一本中国人写日本的书《冰眼看日本》(俞天任著，语文出版社2009年11月版)讲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2009年日本发射一颗人造卫星，上面搭载7颗由各种团体制造的小卫星，其中最小一颗居然是由东京“产业技术高专”的大专生自己设计、制造而成。作者说，这在日本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日本最擅长“专门人才的精英化培养”，职业专科学校的学生通过高水平、成系统的严格培养，成为支撑日本制造业的中坚力量，在生产研发上也有很强的突破力。这可以解释为何日本在制造业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并不限于实际生产领域，在研究领域同样卓有成绩。《冰眼看日本》一书就介绍，从1949年至2009年，日本人共获得16次诺贝尔奖，其中14次是自然科学方面奖项，物理最多。中国常说日本是“弹丸之国”，但不得不承认，在不少方面泱泱中华还得追赶弹丸日本若干年。

   《生于黑暗的军团——— 忍者》，叶宗翰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版，34.80元。

  原载南方都市报

    这个故事抓住了欧洲中世纪社会的一大特点———糟糕透顶的公共卫生。无法想象，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古罗马就有了完备的下水管道设施和水冲式厕所，而到了中世纪，卫生情况却倒退到了原始状态，欧洲各个城市没有下水道，人们在路边大小便，秽物被从窗口倒出街道，鼠疫等传染病到处肆虐……直到19世纪40年代，冲水马桶才从英国推广到法莫道不消魂国、德国。欧洲人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重新回到罗马时代的水平，城市文明发展的曲折过程漫长得惊人，而厕所直接成为反映这一过程的镜子。

    关于西方盥洗室发展的历史，已有专门的研究著作——— 法莫道不消魂国人罗歇-亨利·盖朗所著的《方便处——— 盥洗室的历史》(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作者详细考证了现代卫生系统是如何出现的，欧洲如何从污水横流的境况变成今天的样子，其中因素众多，包括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壮大、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医学的进步等，某一个小小的改进都取决于若干方面的发展。比如，英国人用了30年的摸索，依靠其先进的工业水平，才设计出完善的抽水马桶和相应的管道，但在法莫道不消魂国又用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推广开，因为在自来水系统完备以前，法莫道不消魂国人无法解决这种马桶每次10升的巨大用水量……与其说这是对盥洗室的研究，不如说是对欧洲文明发展以小见大的考量。

    东方的学者同样关注到了类似的问题。《东亚的厕所》((韩)金光彦著，(韩)韩在均、(中)金茂韩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就是一本非常扎实的关于东亚厕所发展史的研究著作，同样旨在关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作者用严谨的田野考察方法，调查研究了韩国、中国、日本从古代至今的厕所发展，以及相关的习惯、风俗、信仰、传说。上述《方便处》一书的研究资料多来自于文本记载，而《东亚的厕所》的作者则更了不起——— 他大概走访了中日韩三个国家大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厕所，并做了详细的图文记载，其中不少还是农村卫生条件欠佳的茅厕。作为一位学者，这样的实践精神令人钦佩，而做出来的成果则非常扎实、有趣，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东方文化自成一体的特点，在作者的考察过程中具象地表现出来。在书中，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我的家乡话潮州话中，对厕所的“土称”———“东司”，源于中国唐朝佛教禅宗对厕所的称呼，因为厕所经常建在佛殿的东侧。后来这个称呼先后传入日本、韩国，被广泛使用，至今京都的东福寺里还保留着汉字“东司”的牌匾。文化的纽带，超越万里，延绵千年，真是奇妙。

    所以我拿到茂吕美耶新一本“字解日本”系列书《十二岁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的时候，真觉得这书就是为我而写的。茂吕美耶是生在台湾的中日混血儿，在大陆读过大学，深谙中日文化。她写了一系列介绍日本的中文书，从早前的“历史系列”(《江户日本》、《物语日本》、《平安日本》、《传说日本》)，到现在的“字解日本”。比起她的历史系列，我更喜欢“字解”系列。上一本《衣、食、住、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与这一本《十二岁时》，都是从日语中的汉字入手，由一个词开讲世态风物、人情故事。日语里大部分的名词是汉字，大多保留了原义，从这些词语开始讲解日本，既是原汁原味的日本文化，又表达出它与中国、汉语的关系。所有日语词汇在书中都标出了假名，适合学日语的人琢磨；书中有大量漂亮的图片，对不懂日语的人来说也是很不错的日本风情读物。

    不久前另一套写日本的文集也相当精彩，就是名作家蔡澜所著、陈子善编的“蔡澜谈日本”系列，先出来的是《日本电影》、《日本料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两本，蔡澜谈他最擅长的美食话题，接下来是《日本风物》《日本万象》(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10月版)。如果说，茂吕美耶是东道主向客人系统、细致地介绍自家好东西的话，蔡澜则是以过客的心态和眼光，侃侃而谈在日本的见闻、趣事，信手拈来，大细不拘，在路边买一打鸡蛋可以写一篇，听朋友讲一个小故事也可以写一篇。看似信马由缰，但一个个细节点滴，无不是日本颇有特色的小侧面。闲时翻阅，不由得赞叹蔡才子的文笔，闲适与老辣兼得，篇幅短小，却总有叫人眼睛一亮的一两句。蔡澜懂日语，所以他的书中虽然没有加入日语假名，但常用英文字母注出日语读音，这对于初学日语的我来说，同样颇受用。

    原载于2010年1月24日南方都市报

　　最近读一本书———《娱悦大众：民瑞脑消金兽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姜进等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2月版)，是一本通过解读女性从而解读社会的著作。民瑞脑消金兽国故事、名媛旧闻早已脍炙人口，但《娱悦大众》选取大众娱乐这个角度，分析民瑞脑消金兽国时期上海女性的社会地位变化，让女性故事不再停留于历史八卦、旧闻轶事层面，而是系统、深层地体现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意义。这本书能够将那个年代的女性元素，比如言情文学、女子话剧、少女歌舞团、地方戏剧、电影，以及月份牌、海报、杂志、报纸、诗歌、歌曲，还有不同身份的女性比如摩登女郎、舞女、女作家、女演员等等，都纳入一个文化体系中，从各个方面分析女性文化在民瑞脑消金兽国上海，以及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发展历程。这些单个的元素我们都不陌生，但把它们结成网络进行系统分析，就很有意思。

　　比如月份牌这颇具旧上海特色的产物，正是女性文化发展的一个见证——— 从早期月份牌上的瘦小、保守的女性形象，到上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出现旗袍、泳衣美女，再到后来甚至出现裸体女郎。月份牌的变化过程体现社会对女性美评判标准的变化，和女性从遮掩、羞怯地被观看，到主动、大胆地自我展示的变化过程。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书是《女性的声音：民瑞脑消金兽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李晓红著，学林出版社2008年9月版)，此书同样是研究民瑞脑消金兽国上海女性，但切入点却是大众传媒，从当时多份女性杂志、报刊入手，分析现代中国的女性启蒙、女性解放历程。比起《娱悦大众》的稍显冗杂，这本书条理清晰，以时间为序，选取几份颇具代表性的女性媒体出版物，如冰心主持的左翼杂志《北斗》、意欲引领都市摩登潮流的《妇人画报》、孤岛时期的《女声》、《天地》等，梳理出民瑞脑消金兽国时期上海女性刊物变迁的历史，即从发端、成长到成熟最后又衰退的过程，体现女性话语权的变化，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这同样是个比较特别的切入点。它在叙述、分析上层次清晰，让我读起来更明白。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这两本书还是过于“学院派”，虽考据严谨，附有大量的注脚及不少图表，但行文上稍嫌干涩，不太能激起阅读欲望。社会学专著在保证专业性的同时，如果能兼顾可读性，那是最理想不过的。比如《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美]高彦颐著，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同样是女性话题，我翻翻目录就颇有阅读的兴趣——— 阎锡山与山西反缠足运动；二手的性：小男孩、冒牌货、收藏家；西北高原上的赛脚会……找到好的切入点，还要提炼有意义又有意思的话题，不然读者也不容易买账。闲话少叙，我赶紧看缠足和“二手的性”有何关系去啦！□ 黄长怡

     原载于2010年4月12日南方都市报

　　作者固执地认为，不用任何的拍摄程序，只使用iPhone最基本的照相功能，就已足够。在他看来，相机的功能就是记录，而非修饰。他的这些作品，所有的光线、色彩、焦距，都是不可调的，完全决定于手触屏幕按下快门时一瞬的真实状况。书中有一幅照片，是作者和朋友驱车经过林间公路时拍下的车祸现场图，完好无恙的司机手夹香烟站在翻倒的大众汽车旁，有些呆滞和无奈，作品标题是“第一个回应者”。作者说他先用手机打了911报警，然后拍下这张图，并且说：“在新闻报道摄影中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光圈调至f/8，目击现场。’现在，有了手机，我们甚至不需要记得‘f/8光圈’了。”忘记照相机，我们需要的是“记录”本身，作者想要传达的意思就是这个。

　　不用任何辅助，那意味着拍摄者的能力、素质更需要凸显出来。以往，拍摄者发现对象、捕捉镜头、处理构图的能力，往往被繁复的摄影技巧所遮蔽，被人忽视。摄影家阮义忠曾说过，现在的拍摄者凭借数码相机反应快、不费胶卷的性能，喜欢随便按一连串快门，然后再挑最好的那张照片，这样的做法绝非真正的摄影师所为，因为“捕捉镜头”的能力已经被忽视。对iPhone拍摄者来说，手机相机很迟钝，如果不会“抓镜头”，要么拍不到最精彩的一瞬，要么只能拍出一片迷雾。查维斯认为这只能是拍摄者的错，而不是相机的问题———最好的相机总与你同在，哪怕它是只有200万像素的傻瓜机。

　　当然，这么一部随身携带的小相机，拍到车祸现场的几率极低，大部分时间记录的都是生活的小细节，这些细节能拼合出相机主人的大致面貌，他喜欢什么样的景色、人物，经常去什么地方，喜欢吃什么东西……查维斯在纽约街头迷路，随手红绿灯，上面的小人被涂鸦上一个篮球，看起来正在运球；被大雨困在智利无法外出工作，就拍下一只在水中悠闲游泳的小狗，这些让我猜想他是一个乐天、慢性子的人。还有一张照片，是卫生间墙上一只挂着两缕碎纸巾、空荡荡的卫生纸筒，题目叫“不幸的事。芝加哥”，叫我哑然失笑，可以想见作者被困在芝加哥某卫生间里的囧态——— 但他首先想到的是拍下来，幽自己一默。真是个可爱的人。

　　“在你目前所在的方圆十米内，至少有十张伟大的照片，等着你去拍摄。”作者言之凿凿地写道。我不知如何定义“伟大”，但至少有十张有趣的、有价值的照片等你去拍摄，这是绝对的。掏出手机，按下快门，你已是摄影师。

    逛书店时看到三联的孟静出了专集《秀场后台》，厚厚一大本，500多页，硬皮装，50块钱，买了。看三联喜欢两个人的文章，她的和袁越的。秀场后台是孟静在三联杂志上的一个专栏，写的是娱乐明星，但比很多娱乐文章写得好看，让人读到明星背后一些独特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两句话，也很难得。

    回到家，阿豆看到书说，这记者真能写，出本书比《三国演义》还厚。我也觉得了不起，三四年写的报道就能出这么厚一本书，这真是我追求的境界呀~

    我一直觉得，平面媒体的访谈里，对话好做，对话前面的综述不好写。有时候，写完一篇几千字的对话，却对前面几百字的综述踌躇不已，不知如何下笔。孟静是我见过的把这个部分写得最好的记者，寥寥几段话，就能把一个人写得很传神。比如她写章子怡，写她上次拍完《夜宴》接受采访和这次监制完《非常完美》接受采访，气场很不一样，上一次很防备记者，这次却见了记者就拉家常——“一进门，就见她半倚在沙发里，非常舒服的姿态。我穿了一双绣花布鞋，她问：‘这鞋有跟儿吗？送老外挺好的。’两三句就清除了陌生感。”孟静善于截取受访者的某一句话、某个神态，说明她想表达的意思，非常到位，也一点不多余。这应该是很多记者追求的境界。

    除了用受访者的话，她的文中也常常引用受访者朋友、或者是采访过此人的记者的话，来侧面说明这个人。以前读她的文章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她每次都能写出这些？难道她平时常常与别人闲谈，积累了这么多资料，能在稿子中如此娴熟得当地运用到？看着这本书她自己写的序，才明白，原来她每次做采访，都事先采访几位相关人士，做好外围准备。这种态度让我钦服。有时候文中她只用到某位相关人士的一句话，但相信背后的采访量会比成稿的内容大得多。我一直以为她很超能，原来用的是这样老老实实的办法。

    看她的书，也解答了我的另外一个疑惑。我以前一直以为，记者要与受访者成为朋友，除了工作所需要的对话，也应该有别的更丰富的交流。但实际上，我发现对大部分受访者来说，我能做到的就是设计更有针对性的问题，获得更多有意义的答复，然后结束对话。除了寒暄、常规意义上的闲谈，我很难和受访者有私人层面上的交流。我一直以为是我交际能力的问题，觉得是它限制了我做出更好的访谈。

    不过看了孟静的书，我才发现并非如此。她说她从不与受访者成为朋友，每次都是做完访谈，估算着够用了，就不耽误人家时间了。她从不与名人攀交情，连书的序都不找名人写，自己操刀。在受访者与采访者的关系方面，她很清醒：明星不会对记者敞开心扉，接受过无数采访的他们，面对记者只是一种职业素养的表现，而没有个人交流的层面，更谈不上“交朋友”。记者对受访者永远都应该保持着中立、观察的姿态，如果有太多的个人交情，会妨碍记者报道的客观性。当然，她采访的都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娱乐明星，明星与记者的关系会更疏远。我之前采访的都是文化界人士，虽然也不乏知名作家、名人之类，也都是些见惯记者的主儿，但相对来说受访者与采访者的距离没有娱乐界那么遥远。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是相通的——凭什么要求人家在一两个小时的交谈时间里，就把你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当成朋友？我承认有些记者极具交际能力，善于与受访者建立私交，帮助自己事业上的发展，比如我一位前同事，因为跑两佳节又重阳会时结识某著名网站的CEO，很快让自己得到赏识进入该公司，现在已经做到CEO助理……这些人是天才，但我只是个普通人。更好、更有效率地把工作做好，就是我的追求。学他们，我大概一辈子都学不来。

    我总觉得，好的记者应该是不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没有很强的表达欲、表现欲，并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说他能收起自己的想法，倾听别人的声音。说得直白点，好的记者是不怎么把自己当回事的，不会动不动就把别人的东西嗤之以鼻。这一点，看似容易，其实也不容易。孟静就是这样的记者，从来没有显摆什么，常常还带有点自嘲地写自己。她写她几次被采访对象嫌“准备不够”，或者对她表示失望，甚至让她回去重新准备后再来。这样的糗事对记者来说比较丢人的，但她不惮于写出来。我觉得她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倾听者，也能用宽容平和的心态面对各种类型的受访者。

    很高兴读到了这本书。它让我知道，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当一个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