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yanhuang 的个人博客

    老照片的魅力无法抵挡。手头两本清末明初的传教士照片集，《西湖百象———美国传教士甘博民瑞脑消金兽国初年拍摄的杭州老照片》(沈弘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和《天城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德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沈弘、【美】罗伊·休厄尔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是非常珍贵且有看头的老照片集。我尤其喜欢前一本。 
    《西湖百象》是甘博于1917年至1919年在杭州拍摄的175张老照片的结集。甘博全名叫西德尼·戴维·甘博，美国人，他的父亲戴维·甘博是美国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热衷于慈善，给燕京大学和杭州之江大学等教会大学都捐赠大笔善款。“富二代”西德尼·甘博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是一名社会学教授。18岁那年(1908年)他随父亲首次来到中国，从此对中国有了深厚感情，之后多次来到中国旅游、居住，做了很多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也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出版过《北京的社会调查》、《1900-1924年北京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标准》等5部关于社会学著作，其中《北京的社会调查》在今年推出中文简体本(邢文军译，中国书店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我觉得书名中将西德尼·甘博称为“美国传教士”不太恰当。他虽然在中国期间担任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青年会干事，以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观点进行社会调查，但从他致力的工作、关注的兴趣点以及记录的方式来看，他完全是以一位社会学家的眼光和方法记录当时的中国。作为一名业余摄影师，他最感兴趣的拍摄对象是人——— 道士、乞丐、脚夫、小贩、手工业者、船夫、小孩……在同时期的国外摄影家拍摄的中国老照片中，这些普通人的照片也时常可见，但常是群像，很少像甘博这样用特写的方式。甘博明显对普通中国人的衣着、容貌、神态、生存状态、谋生手段等诸多方面很感兴趣。他的照片常常用最大的篇幅、尽可能真实地表现这一切。在他照片里出现的人物，即使是最卑微的流浪者、贫民，也是淡定、有尊严的。他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教会学校里的三个小男孩，从小孩的衣着、用品到神态，自然生动，一百年前杭州儿童真实的样子跃然眼前。这是一种消除了文化隔阂、种族差异、年龄差距，真正平等的记录状态，就像庄立本拍摄西南少数民族人民的状态一样。 
    除了拍人，甘博对当时杭州社会的记录也很有趣。算命、做纸伞、做冥器、织马带、装鼓皮、做剪刀、养蚕、染布、编竹篾、念经超度等各行各业都让他充满好奇，用照片记录下诸多今天早已消失的行业的真实面貌。同时，该书的著者、学者沈弘在书中说道，甘博这批旧照片的发现弥足珍贵，因为杭州很多古建筑已在这一百年里毁掉了，此前甚至连照片都找不到，杭州政府重建时因为没有实物图的比照，在不少细节方面有出入。
    当然，作为社会学家，摄影对甘博来说只是“玩票”性质的，虽然他的不少作品并不逊于一流的摄影家。真正展现他专业水准的是前文提到的几部社会学著作，目前我读到的仅有《北京的社会调查》。这是他受教会之托、带领学生于1918年至1919年在北京进行社会调查所得的研究专著。这个时候，中国刚经历了“五四运动”，正处于巨大的转折与急速的变化中，调查恰逢其时。甘博运用在美国已广泛应用的定量式调查方法，用文字、图片、图表、地图等方式，综合展示北京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全貌。此书在美国出版后颇受赞誉，被誉为“首次对一座东方城市的社会调查”，第一次向世界展示古都北京的真实面貌。甘博认为，进行北京的社会调查有助于当时中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开展“社会再造”运动。书中还附有他拍摄的几十幅照片。将近一百年过去了，无论是甘博留下的详实调查结果，还是他镜头下生动的人物，都成为了解、研究那个时代非常宝贵的资料。

    日本人爱发明新东西，方便面、数码相机、卡拉OK等，还有生活中很多实用的小玩意，都是从日本传开的。这大概和日本民族的技术崇拜有关系，很多别人看起来细枝末节、雕虫小技的东西，在日本人手里都能被发展到极致的程度。

    最近有一本书挺有意思：《生于黑暗的军团——— 忍者》(叶宗翰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版)，介绍日本忍者这一特殊群体，从诞生背景、流派之分到派别争斗、跌宕历史，都有图文并茂的详实介绍。但我最感兴趣的是最后一部分：忍术及忍者工具。这里介绍了几十种忍者所用的技术、器械，丰富得叫人咋舌，充分印证在数百年前的日本战国时代，日本人对行业技术的钻研精神不逊今日。忍器包括登器、水器、开器、坏器、测定器、火器、遁器(法)、闭户器、联络器，每种包括多个分类。有些在今天看来还颇有想象力，比如合金做成的路程测定器，通过计算人的脚步测定路程。而像折叠式镰刀、穿在脚上游泳的划水鞋、利用竹子佳节又重阳弹性攀登的飞梯、作为暗器的各式“手里剑”等等，则更像“拍脑袋发明”，点子小作用大。忍者们就是靠着这些千奇百怪的忍器配合五花八门的忍术，干出了许多当时匪夷所思的事情，飞檐走壁、暗东篱把酒黄昏后杀奇袭，简直像今天的碟中谍、007。

    日本人对发明创造的热情旺盛，同时也善于培养孕育新发明的技术能力。另一本中国人写日本的书《冰眼看日本》(俞天任著，语文出版社2009年11月版)讲了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2009年日本发射一颗人造卫星，上面搭载7颗由各种团体制造的小卫星，其中最小一颗居然是由东京“产业技术高专”的大专生自己设计、制造而成。作者说，这在日本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日本最擅长“专门人才的精英化培养”，职业专科学校的学生通过高水平、成系统的严格培养，成为支撑日本制造业的中坚力量，在生产研发上也有很强的突破力。这可以解释为何日本在制造业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并不限于实际生产领域，在研究领域同样卓有成绩。《冰眼看日本》一书就介绍，从1949年至2009年，日本人共获得16次诺贝尔奖，其中14次是自然科学方面奖项，物理最多。中国常说日本是“弹丸之国”，但不得不承认，在不少方面泱泱中华还得追赶弹丸日本若干年。

   《生于黑暗的军团——— 忍者》，叶宗翰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版，34.80元。

  原载南方都市报

    大概不止我一个人会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70后、80后一代总有身份的“撕裂感”？一方面，我们和父母的关系很密切，父母愿意当我们家庭的帮手，比如带孩子、照顾家庭，我们也从未回避在父母老了之后照顾他们的责任；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期望，没想过和成年的下一代共同生活，也没有指望“养儿防老”。也即是说，我们与上一辈，彼此有义务和责任；而下一辈与我们，有可能只是单向的义务，即我们把他们抚养大而已。 
    类似这样的问题总在我脑子里绕，我觉得自己站在断裂带上面。也曾经看到过国内不靠谱的“专家”把这些现象通通归结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问题”。这样不负责任的结论以及衍生出来的意见，不会有任何指导意义。但至少使我认为，这样的问题是中国所特有的，是计划生育和经济快速发展等促成的“中国现象”。
    直到读了这本《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日]落合惠美子著，郑杨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版，28.00元)，我才有所醒悟——— 原来类似的问题，并非只是中国有，日本同样有，或者说是“家庭”这种社会形式在历史发展中所产生的。只不过，中国用了计划生育的手段，使这些本来应该平缓出现、平缓解决的问题，短时间、大面积地集中出现和爆发。日本在二战后，同样经历“核心家庭”(即夫妇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大量增加、少子化(从原来生几个孩子下降为生两三个)的过程。日本的家庭也出现了孩子中心化、父母溺爱子女、无人照顾年迈双亲等现象和问题。这是现代家庭发展的必然。而像中国现在的情况——— 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义务照顾孙辈，使年轻的父母可以专心工作--这是因30年的计划生育、人口急降而带来的“人口奖金”。随着时间推移，这样的“隔代抚养”形式将随着“人口奖金”消失、观念变化而自然消失。
    但我要说的不仅是这个具体的问题。《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这本书，是一本家庭社会学方面非常好的作品。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思考、研究家庭问题的方法。作者用大量的数据、严密的分析，剖析日本从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的家庭发展及方方面面的情况，核心是研究日本家庭在21世纪的发展走向。本书第一版成书于10年前，当时的日本，正经历由整齐划一的家庭形式向大龄未婚、婚外生子、离婚率上升等多样化形式变化的过程，很多人认为日本家庭“出现了危机”。作者写这本书，是为了有理有据地告诉人们，日本家庭只是在变化发展，同时预期了它的发展方向。时隔十年，此书已出到第三版，实践证明，作者在十年前作出的分析，同样适合今天的形势。不止如此，在日本曾经发生过的问题，现在正在中国出现。看书里的日本家庭，处处能看到中国家庭的影子，比如书中说战后日本家庭因为少子化的原因，孩子备受宠爱，但“想逃却无处可逃，始终有被裹在棉花里透不过气的感觉”，甚至“涌出‘杀死父母’的念头”。这与当下80后所说的“父母即祸害”的理论，何其相似？
    可以这么说，这本书让我看到了社会学家的职责和能量：社会学家能用强大的理论武器告诉人们“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未来它将会怎样”。这样的结论坚实有力，解人疑惑。中国正在经历比日本剧烈得多的“家庭巨变”，正在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当下，有数不清的可研究课题，有急迫需要解决的社会困惑，需要的正是有能力、有责任感的社会学家。

    原载南方都市报

    很多人幻想过“时空旅行”，但谁会想到，穿越到古代首先面对的是关于厕所的尴尬？法莫道不消魂国作家贝纳尔·韦尔贝在小说集《大树》(戴露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9年7月版)里虚构了一个故事：现代人皮埃尔穿越到1666年的巴黎，对中世纪的繁荣文化充满向往，去到才发现那是一个污秽、混乱、愚昧的社会，没有排污系统、自来水、垃圾道、路政局，走在路上差点被楼上妇人泼下的污物淋个正着……

    这个故事抓住了欧洲中世纪社会的一大特点———糟糕透顶的公共卫生。无法想象，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古罗马就有了完备的下水管道设施和水冲式厕所，而到了中世纪，卫生情况却倒退到了原始状态，欧洲各个城市没有下水道，人们在路边大小便，秽物被从窗口倒出街道，鼠疫等传染病到处肆虐……直到19世纪40年代，冲水马桶才从英国推广到法莫道不消魂国、德国。欧洲人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重新回到罗马时代的水平，城市文明发展的曲折过程漫长得惊人，而厕所直接成为反映这一过程的镜子。

    关于西方盥洗室发展的历史，已有专门的研究著作——— 法莫道不消魂国人罗歇-亨利·盖朗所著的《方便处——— 盥洗室的历史》(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作者详细考证了现代卫生系统是如何出现的，欧洲如何从污水横流的境况变成今天的样子，其中因素众多，包括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的壮大、工业化发展和现代医学的进步等，某一个小小的改进都取决于若干方面的发展。比如，英国人用了30年的摸索，依靠其先进的工业水平，才设计出完善的抽水马桶和相应的管道，但在法莫道不消魂国又用了很长时间才真正推广开，因为在自来水系统完备以前，法莫道不消魂国人无法解决这种马桶每次10升的巨大用水量……与其说这是对盥洗室的研究，不如说是对欧洲文明发展以小见大的考量。

    东方的学者同样关注到了类似的问题。《东亚的厕所》((韩)金光彦著，(韩)韩在均、(中)金茂韩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12月版)就是一本非常扎实的关于东亚厕所发展史的研究著作，同样旨在关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作者用严谨的田野考察方法，调查研究了韩国、中国、日本从古代至今的厕所发展，以及相关的习惯、风俗、信仰、传说。上述《方便处》一书的研究资料多来自于文本记载，而《东亚的厕所》的作者则更了不起——— 他大概走访了中日韩三个国家大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厕所，并做了详细的图文记载，其中不少还是农村卫生条件欠佳的茅厕。作为一位学者，这样的实践精神令人钦佩，而做出来的成果则非常扎实、有趣，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东方文化自成一体的特点，在作者的考察过程中具象地表现出来。在书中，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我的家乡话潮州话中，对厕所的“土称”———“东司”，源于中国唐朝佛教禅宗对厕所的称呼，因为厕所经常建在佛殿的东侧。后来这个称呼先后传入日本、韩国，被广泛使用，至今京都的东福寺里还保留着汉字“东司”的牌匾。文化的纽带，超越万里，延绵千年，真是奇妙。

    女性真是个说不完的话题。特别是大变革之时代，女性的地位、处境变化，可以讲出不少门道，看出不少问题。

　　最近读一本书———《娱悦大众：民瑞脑消金兽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姜进等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2月版)，是一本通过解读女性从而解读社会的著作。民瑞脑消金兽国故事、名媛旧闻早已脍炙人口，但《娱悦大众》选取大众娱乐这个角度，分析民瑞脑消金兽国时期上海女性的社会地位变化，让女性故事不再停留于历史八卦、旧闻轶事层面，而是系统、深层地体现社会学、文化学方面的意义。这本书能够将那个年代的女性元素，比如言情文学、女子话剧、少女歌舞团、地方戏剧、电影，以及月份牌、海报、杂志、报纸、诗歌、歌曲，还有不同身份的女性比如摩登女郎、舞女、女作家、女演员等等，都纳入一个文化体系中，从各个方面分析女性文化在民瑞脑消金兽国上海，以及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发展历程。这些单个的元素我们都不陌生，但把它们结成网络进行系统分析，就很有意思。

　　比如月份牌这颇具旧上海特色的产物，正是女性文化发展的一个见证——— 从早期月份牌上的瘦小、保守的女性形象，到上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出现旗袍、泳衣美女，再到后来甚至出现裸体女郎。月份牌的变化过程体现社会对女性美评判标准的变化，和女性从遮掩、羞怯地被观看，到主动、大胆地自我展示的变化过程。

　　另一本值得一提的书是《女性的声音：民瑞脑消金兽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李晓红著，学林出版社2008年9月版)，此书同样是研究民瑞脑消金兽国上海女性，但切入点却是大众传媒，从当时多份女性杂志、报刊入手，分析现代中国的女性启蒙、女性解放历程。比起《娱悦大众》的稍显冗杂，这本书条理清晰，以时间为序，选取几份颇具代表性的女性媒体出版物，如冰心主持的左翼杂志《北斗》、意欲引领都市摩登潮流的《妇人画报》、孤岛时期的《女声》、《天地》等，梳理出民瑞脑消金兽国时期上海女性刊物变迁的历史，即从发端、成长到成熟最后又衰退的过程，体现女性话语权的变化，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这同样是个比较特别的切入点。它在叙述、分析上层次清晰，让我读起来更明白。

　　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这两本书还是过于“学院派”，虽考据严谨，附有大量的注脚及不少图表，但行文上稍嫌干涩，不太能激起阅读欲望。社会学专著在保证专业性的同时，如果能兼顾可读性，那是最理想不过的。比如《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美]高彦颐著，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同样是女性话题，我翻翻目录就颇有阅读的兴趣——— 阎锡山与山西反缠足运动；二手的性：小男孩、冒牌货、收藏家；西北高原上的赛脚会……找到好的切入点，还要提炼有意义又有意思的话题，不然读者也不容易买账。闲话少叙，我赶紧看缠足和“二手的性”有何关系去啦！□ 黄长怡

     原载于2010年4月12日南方都市报

    逛书店时看到三联的孟静出了专集《秀场后台》，厚厚一大本，500多页，硬皮装，50块钱，买了。看三联喜欢两个人的文章，她的和袁越的。秀场后台是孟静在三联杂志上的一个专栏，写的是娱乐明星，但比很多娱乐文章写得好看，让人读到明星背后一些独特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两句话，也很难得。

    回到家，阿豆看到书说，这记者真能写，出本书比《三国演义》还厚。我也觉得了不起，三四年写的报道就能出这么厚一本书，这真是我追求的境界呀~

    我一直觉得，平面媒体的访谈里，对话好做，对话前面的综述不好写。有时候，写完一篇几千字的对话，却对前面几百字的综述踌躇不已，不知如何下笔。孟静是我见过的把这个部分写得最好的记者，寥寥几段话，就能把一个人写得很传神。比如她写章子怡，写她上次拍完《夜宴》接受采访和这次监制完《非常完美》接受采访，气场很不一样，上一次很防备记者，这次却见了记者就拉家常——“一进门，就见她半倚在沙发里，非常舒服的姿态。我穿了一双绣花布鞋，她问：‘这鞋有跟儿吗？送老外挺好的。’两三句就清除了陌生感。”孟静善于截取受访者的某一句话、某个神态，说明她想表达的意思，非常到位，也一点不多余。这应该是很多记者追求的境界。

    除了用受访者的话，她的文中也常常引用受访者朋友、或者是采访过此人的记者的话，来侧面说明这个人。以前读她的文章时，我很奇怪：为什么她每次都能写出这些？难道她平时常常与别人闲谈，积累了这么多资料，能在稿子中如此娴熟得当地运用到？看着这本书她自己写的序，才明白，原来她每次做采访，都事先采访几位相关人士，做好外围准备。这种态度让我钦服。有时候文中她只用到某位相关人士的一句话，但相信背后的采访量会比成稿的内容大得多。我一直以为她很超能，原来用的是这样老老实实的办法。

    看她的书，也解答了我的另外一个疑惑。我以前一直以为，记者要与受访者成为朋友，除了工作所需要的对话，也应该有别的更丰富的交流。但实际上，我发现对大部分受访者来说，我能做到的就是设计更有针对性的问题，获得更多有意义的答复，然后结束对话。除了寒暄、常规意义上的闲谈，我很难和受访者有私人层面上的交流。我一直以为是我交际能力的问题，觉得是它限制了我做出更好的访谈。

    不过看了孟静的书，我才发现并非如此。她说她从不与受访者成为朋友，每次都是做完访谈，估算着够用了，就不耽误人家时间了。她从不与名人攀交情，连书的序都不找名人写，自己操刀。在受访者与采访者的关系方面，她很清醒：明星不会对记者敞开心扉，接受过无数采访的他们，面对记者只是一种职业素养的表现，而没有个人交流的层面，更谈不上“交朋友”。记者对受访者永远都应该保持着中立、观察的姿态，如果有太多的个人交情，会妨碍记者报道的客观性。当然，她采访的都是当下炙手可热的娱乐明星，明星与记者的关系会更疏远。我之前采访的都是文化界人士，虽然也不乏知名作家、名人之类，也都是些见惯记者的主儿，但相对来说受访者与采访者的距离没有娱乐界那么遥远。尽管如此，这个问题还是相通的——凭什么要求人家在一两个小时的交谈时间里，就把你这么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当成朋友？我承认有些记者极具交际能力，善于与受访者建立私交，帮助自己事业上的发展，比如我一位前同事，因为跑两佳节又重阳会时结识某著名网站的CEO，很快让自己得到赏识进入该公司，现在已经做到CEO助理……这些人是天才，但我只是个普通人。更好、更有效率地把工作做好，就是我的追求。学他们，我大概一辈子都学不来。

    我总觉得，好的记者应该是不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没有很强的表达欲、表现欲，并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说他能收起自己的想法，倾听别人的声音。说得直白点，好的记者是不怎么把自己当回事的，不会动不动就把别人的东西嗤之以鼻。这一点，看似容易，其实也不容易。孟静就是这样的记者，从来没有显摆什么，常常还带有点自嘲地写自己。她写她几次被采访对象嫌“准备不够”，或者对她表示失望，甚至让她回去重新准备后再来。这样的糗事对记者来说比较丢人的，但她不惮于写出来。我觉得她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的倾听者，也能用宽容平和的心态面对各种类型的受访者。

    很高兴读到了这本书。它让我知道，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当一个好记者。